宋景深回去后，大病了一场。
高烧不退，梦里一直喊着我的名字。
醒来后，他像是老了十岁，两鬓全白了。
他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，要把名下一半的身家赠予我。
说是作为赎罪，也是给我的嫁妆。
律师找到我时，我正在给林医生的诊所帮忙抓药。
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来，照在我带疤的脸上。
我正笑着跟林医生说话，那笑容是他从未见过的轻松和灿烂。
律师递过协议，说明了来意。
我看都没看一眼，直接拿过协议，“嘶拉”一声撕得粉碎。
“告诉他，我不缺钱。”
“我只缺他离我远点。”
“如果他真的想赎罪，就永远别出现在我面前。”
律师把我的话原封不动地带给了宋景深。
宋景深听完，沉默了很久。
最后，他惨然一笑，终于明白。
他连弥补的资格都没有了。
我在惩罚他，用最残忍的方式——彻底的遗忘和漠视。
他带着苏曼的判决书、码头仓库的废墟照片，回到了深城。
他终身未娶。
将全部精力投入了慈善事业。
他成立了“清秋基金”，专门资助被家暴、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。
每一笔捐款的署名，写的都是“赎罪人”。
他在深城最高的楼顶，建了一座空中花园，种满了我最爱的兰花。
但他再也没敢去港城找过我。
多年后，我在报纸上看到宋氏集团董事长病逝的消息。
报道说，他死时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染血的身份证和一支断笔。
那是他这辈子最珍贵的宝贝。
遗嘱里，他将所有遗产捐给了国家。
只有一个卑微的请求：
将他葬在离我父亲墓地最远的地方。
哪怕是死，他也怕脏了老人的轮回路，怕我不高兴。
那天，林医生拿着报纸问我：“阿宁，难过吗？”
我正给女儿梳着小辫子，看着窗外繁华的明珠之海港。
海风吹过，波光粼粼。
我摇了摇头，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。
“为什么要难过？”
“伤口会愈合，疤痕会淡去。”
“但那个人，早就死在了八零年的那个雨夜。”
对于一个死人，有什么好难过的。
我合上报纸，随手扔进了垃圾桶。
转身抱住我的女儿，亲了亲她的小脸蛋：
“走，囡囡，回家吃饭。”
窗外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。
而那场漫长的噩梦，终于彻底醒了。"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