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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没有理会网上的言论，继续调查之前学校的档案。
两份入学登记表上，我妈和那个女人的出生年月一模一样，家庭住址只差一个村组号。
当年的入职登记表，照片那一栏边缘起毛，胶水印发黑，明显被拆过又贴过，手法不算高明，只是那会儿没人追查。
班主任花名册上，我妈的名字也不干净，被人拿笔划过，后面改成了另一个名字。
改得还挺用力，像怕别人看不见。
我把几份材料拍照、编号、做时间线，边整理边想笑。
这么多人当年联手干的事，现在倒都学会装糊涂了。
不是一个人偷了我妈的名额，是一条线都动了手。
有人顶替，有人改表，有人默许，有人收尾，每一个都没少沾。
我刚从教育局出来，手机就响了。
陌生号。
我接起来，对面是个男人，年纪听着不小，口气倒像在教育晚辈。
「年轻人，老黄历就别翻了，翻出来，对谁都不好。」
我站在路边笑了：「对谁不好？对偷东西的人不好吧。」
「你妈都这么多年没说，你何必折腾？」
「她不说，是她疼我，我要也不说，那就是我对不起她。」
对面沉了两秒，挂了。
电话打得挺勤，胆子却一般，连名字都不敢报，真要论本事，也就剩个藏头缩尾。
我翻出母亲一直藏在床底的箱子。
木箱最底下，压着一沓旧布、一件发霉的棉袄，还有个黄了边的信封。
信封上写着：县教育局。
字很工整，一笔一画，透着年轻人的认真。
我把信抽出来，小心展开。
那是我妈十九岁写的。
句子很生，意思却清楚。
她在信里反反复复问一句：为什么明明考上的是我，最后去报到的却成了别人？
我看着那行字，胸口发闷。
十九岁的她，还相信只要讲道理，就会有人还她一个公道。
可这封信根本没走出家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