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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砚愣住。
桂花糕从他手里滑下去，纸袋砸在地上，糕饼碎了，桂花酱溅出来，淌了一地。
他没低头看。
“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“调过去的。”
“她她去上海干什么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
我妈没有回答。
她看了一眼地上碎掉的桂花糕，然后抬起头。
“陈砚，她不想让你知道。”
门关上了。
陈砚站在门外。
我妈从窗户里看着他。
他站在楼道里掏手机，手抖得划了四五次都没解开屏幕锁。
他终于划开了，翻通讯录，找到我的名字，拨出去。
关机的提示音响了一遍又一遍。
他把手机攥在手心，往楼下走。
走了两步，膝盖一软，肩膀撞在楼梯拐角的墙上。
他扶着墙站住了，没蹲下去，也没哭。
就那么杵在楼道里，像一根被抽掉了骨头的木桩。
过了很久，他下了楼。
我妈说他冲出单元门，跑了两步，突然停住了。
站在小区花坛边上，左看看右看看，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。
上海太大了。
他连我在哪个区都不知道。
他给我所有的朋友打电话，一个一个问。
大家都说不知道。
不是不知道。
是我提前拜托过他们。
在上海的日子比我想象中好。
公司给安排了宿舍，虽然小，但朝南，采光不错。
新团队的人都挺好相处，领导是个雷厉风行的女人，不废话，只看业绩。
我加班加得很凶，不是因为卷，是因为闲下来会想。
想起来就难受。
不是想陈砚，是想我妈弯着腰分汤的样子。
想我爸在店里站着被指着鼻子骂的样子。
想那些年我每一次说“好”的时候，到底在妥协什么。
所以我让自己不闲。
一个月后，我在上海站稳了脚。
工资涨了百分之三十，项目上手很快，季度考核拿了组里第一。
主管在例会上点名表扬了我。
散会后有个男同事递来一杯咖啡。
“何澄，晚上部门聚餐，一起吗？”
我接过咖啡，说好。
那天晚上我喝了点酒，回到宿舍打开手机，发现多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。
“澄澄，是我。你的号把我屏蔽了，我借的同事手机。”
“我知道你在上海，求你告诉我地址，我来找你。”
是陈砚。
我删了短信，把那个号也拉进了黑名单。
可他还是来了。